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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

即便有时候回忆里有些斑驳。

一直到开尔文勋爵(又名威廉·汤姆逊)改进了无定向反射电流计、发现了正负电流发报规律,电报的传输速度才有了提高。后来经过科学家不懈努力,这个技术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,但成本仍旧相当高昂。
孙中山早闻马格里之名,这次居然能见到本尊,不喜过望,开始大谈中国洋务与维新问题。他先夸奖了李鸿章一番,然后又说中国如今在国际备受欺凌,皆因不重视洋务的缘故,中堂大人孤掌难鸣,须早变民主云云……马格里与邓廷铿早有计谋在胸,也只由着他慷慨激昂。
上海的洋商们都在私下里嘀咕,说清政府根本就是在国境线上又筑起一道长城,看来惟有通过外交手段才能翻越这段障碍,让东亚与欧美联为一体。各国公使也各施手段,都设法想作吃螃蟹的第一人。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,就在列强都忙着钻营游说的时候,第一个在中国土地上戳起电线杆子的,居然是一家名不见经传、也没政府背景的英国小公司——利富洋行。
终于,1844年5月24日到了,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人类史册的日子。这一天,莫尔斯来到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,用自己发明的电报机拍给了离华盛顿64公里之远的巴尔的摩一封名垂千古的电报:“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!”这是历史上第一封真正意义上的电报,被誉为“思想的瞬时大道”的电报时代于焉始之。而第一封新闻电报则是在同年5月25日,华盛顿记者发给《鲍尔齐莫亚爱国者》报主编一封电报,电报的内容是:“一点钟,关于俄勒冈议案应提交给会议全体人员的动议被提出。动议被否决。赞成的79票,反对的86票。”
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。盛宣怀的这份英明,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。
这么算下来的话,一次标准的长篇骈文体全国通电,以政府公文形式来发,最少得花上1万6千元;如果是以个人身份来发,最少得花上3万2千元。平均一下,每次全国通电的费用,得在2万元上下。就算是小通电,最起码也得百多元左右,极为昂贵。
饶汉祥又一次发挥他的神妙文笔,洋洋洒洒千余字,当时甚至有人说此篇通电有骆宾王讨武檄的味道。但要我说,这篇与骆宾王那篇根本不能比肩。大凡檄文,一定要骂人,高手一定会兼顾文采与辱骂之间的平衡,让人觉得既好看又骂得痛快,比如陈琳的讨曹檄和骆宾王的讨武檄。饶汉祥这一篇酸劲儿不改,骂人的能量却差很多,完全淹没在典故和辞藻之间。郭松龄看了以后,觉得文采不错,只是不够阴毒,自己又另外发了两通骂杨宇霆的短电,聊资发泄之用。
邵飘萍一生坚持新闻自由,认为记者和报纸是超越政治的,所以从不屈从政治压力,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,以直言不讳的社论而著称,骨头极硬。郭松龄反叛张作霖的时候,邵飘萍十分欣赏郭,发表了不少社论表示支持。张作霖派人送去30万大洋,企图收买他,邵丝毫不为所动,直接把钱摔出了门,说就算被枪毙了也不怕。
洪钧这人很怪,一生讨厌西方文化,连照相都不肯,却动手改造了中文电报码。
张树声身为封疆大吏,自然传下家财无数,据说仅张家名下的良田就有万顷之多,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豪富之家。按理说,生在这样的家庭中,只要不过于浪荡,那真的是可以躺在父祖余荫下吃喝玩乐一辈子了,但张冀牖却是这个豪富之家中的一只黑羊。他生平洁身自好,不赌博、不吸烟,不喝酒,虽然出身武门,生平却只爱结交教育和文艺界人士,和蔡元培、胡适等名人以及张闻天、侯绍裘等中共早期党员交往颇密。他在苏州投资创立了乐益女中,聘请柳亚子、叶圣陶、匡亚明等名流任教,此地后来还成为苏州历史上最早的中共独立支部所在地。
自此兵衅已启,本非衅自我开,且中国既不自量,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?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?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。
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,此人事迹容后详叙。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,废话连篇,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:“张振武是坏人,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。”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,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,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。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,而且全是加过密的,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,其效率可想而知。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,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,手法格外生疏。这一译,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,才算是译完。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。
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,大学想攻文史,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,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。知子莫如母,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,明白他的理想守望,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,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:“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,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,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,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。”如今新书付梓,儿子一偿夙愿,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。
盛宣怀手握电报资源,对胡雪岩的财务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,他敏锐地意识到,最佳的时机已经到来,和这个老对手斗了近十年,这场战争已经到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了。于是他亲自来到上海,利用李鸿章的官威使上海道台邵友濂答应,将这笔协饷往后拖20天。
洪钧是晚清一代奇人,一生干了无数让人咋舌的事情。他是同治七年的状元,以胆大妄为而著称。他50高龄那年,敢在父丧期间纳了一个14岁的妾,浑然不顾舆论涛涛。这还不算什么,他以出使四国大臣之尊,带着这小妾周游欧洲列国,一时各国轰传,争相报道保守的东方古国出了一位情圣大臣。洪钧于光绪十九年八月病逝,他的那个小妾脱离洪家,重操青楼旧业,改了个名字叫赛金花,一时艳绝十里洋场,从此还有了一部名作《孽海花》……
话说1911年,辛亥革命名义上取得胜利,但是实际上各地政权多把握在旧清朝官僚的手中,革命进行的很不彻底。比如原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自任湖南军政府都督,原清政府广西提督陆荣廷自任南宁军政府都督,都是军阀的势力开始抬头,中央对地方鞭长莫及的标志。

说道丝绣,江南从明代起就是全国四大产区之一,到了清朝,南京、苏州、杭州已形成全国生产中心,品种丰富,织造精美。胡雪岩利用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的便利条件,二十余年来努力经营,基本上已经垄断了蚕丝市场,别人很难插得进脚去。
这哪里还是以简洁著称的电报,分明是一篇富含水分的骈文了——而这不过是民国通电里还不算太雅,也不算最长的一篇罢了。
电报是靠信号传播的,这样就需要用一套系统把文字转译成电信号。莫尔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莫尔斯电码,用点、划两种状态组合成了26个英文字母以及10个阿拉伯数字。不过莫尔斯电报使用的是“不等长码”,每个字母和数字之间的码长都不等。比如E用一个“.”来代表,而Y则是“-.--”,两者之间差着三位电码,容易造成混乱。一直到1874年,法国人艾米尔博多(EmileBaudot)才发明了基于等长码技术的博多电传码。
为什么要说“又”呢?因为在他之前,一代名臣沈葆桢曾经申请在台湾设立电报局,李鸿章和奕䜣也十分赞同。本来两宫太后也都点头了,但因为朝廷里的顽固派反对,最后终于未能成事。反对派里最强硬的一个人是工科给事中陈彝,他写的奏折拿现在的眼光来看特别可爱,不妨录上一段如下:
前面说过,电报这东西非常贵。可是究竟贵到什么程度呢?
至于慈禧太后,她已经充分领教了电报的威力,总算乖乖闭上了嘴,不再横生阻挠。
“饶体”的通电在民国引起了模仿狂潮,我们如今翻那些通电文,大部分是长篇累牍、四骈六丽,都是饶汉祥起的头。广州《七十二行商报》就曾模饶汉祥的笔法,连续伪造了黎元洪论国事的通电,也是骈四俪六,煞有其事,居然真假难辨。
这一场热热闹闹的通电战争打到最后,最后的结局是段祺瑞、冯国璋双双退出总统竞争,由北洋老油条徐世昌上了台——南北和谈不和谈不好说,总之是暂时打不起来了。
一直到开尔文勋爵(又名威廉·汤姆逊)改进了无定向反射电流计、发现了正负电流发报规律,电报的传输速度才有了提高。后来经过科学家不懈努力,这个技术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,但成本仍旧相当高昂。
孙中山一贯关注欧美时局,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。他便对柯尔说:“你听过土耳其苏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么?”柯尔点头,孙中山见他面露厌恶,知道这次算是赌对了,趁机说:“土耳其苏丹不喜欢基督徒,所以就对他们进行屠杀。其实我也是一样,我是中国的基督徒,希望能够在中国进行改革,可中国的皇帝敌视基督徒,所以指使爪牙来迫害我。你们同情亚美尼亚人,那么也应该同情境况相同的我才对。”
第二年,忧愤中的胡雪岩病死。年迈的左宗棠眼见自己失势,北洋的气焰大张,不堪打击,也在同年逝世。
按说登莱道衙门接到密电之后,应该立刻封锁码头,派人严密监视,可是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。
巴夏礼是什么人?那是个头上长角、眼珠发蓝的狠角色,曾经一手策划了亚罗号事件,直接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。他在通州代表英国跟清廷谈判,结果走到张家湾的时候,被逼急了的僧格林沁抓住当人质,利刃加颈依然谈笑风生。
自此兵衅已启,本非衅自我开,且中国既不自量,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?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?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。
没过半个月,一代枭雄病死了。据说他死前口称“他害了我”,不知是指太子袁克文,还是指这个背信弃义的陈宦。当时有一副陈说此事的对联:“筹安六君子,送命二陈汤”,其实汤芗铭、陈树藩两个人只是凑中药名的填头,真正起关键作用的,还是这个“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”的陈宦。
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。盛宣怀的这份英明,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。
由于“各省绅商各界,往往因细微事故,动辄电致政府”,而且电文中没有发电人姓名,极易被有心人用来进行一些秘密通信。被各种通电烦得够够的清朝政府也看到了电报在串联民意、撼动自己统治方面的威力,于是先后出台了一些政策,用来遏制这种情况的发生。
康圣人迂腐,饶汉祥虽然文笔极佳,可惜黎元洪是个窝囊人,就算电报写的冠冕堂皇,一联想到黎菩萨那副颟顸嘴脸,气势再大也泄了。吴佩孚虽擅通电,可谋身胜于谋国。真正能够被称为千古一电的,我个人觉得是蔡锷讨袁世凯檄文。
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。盛宣怀的这份英明,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。
在盛宣怀和郑观应的妥善安排下,这条线路铺设和运行的过程相当顺利。建设完毕后,李鸿章还动用他的影响力,邀请了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等宗室、大臣来现场观看。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“尔发彼得,倏忽而至”的通讯方式,不禁纷纷赞叹不已。李鸿章于是乘势上书,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,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。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,此折很快被奏准。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,谋定而后动,干净漂亮地赢得了“电报开设”这一战役的胜利。

“铜线之害不可枚举,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。夫华洋风俗不同,天为之也。洋人知有天主、耶稣,不知有祖先,故凡入其教者,必先自毁其家木主。中国视死如生,千万年未之有改,而体魄所藏为尤重。电线之设,深入海底,横冲直贯,四通八达,地脉既绝,风侵水灌,势所不必至,为子孙者心何以安……籍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,听其设立铜线,尚安望遵君亲上乎?”

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,表现的很迟钝,恰好相反的是,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,却十分敏锐。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:“查外洋之轮船,捷于中国之邮递。一切公事已形制肘。若再任其设立铜线,则千里而遥,瞬息可通,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,以骇视听。”这从一个侧面表达,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,通讯手段的革命,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,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。

两家争来夺去,最后又把旱线的控制权送回到中国手里——我拿不到的,你也别想要了。盛宣怀的以夷制夷,终于大获成功。盛宣怀搂草打兔子,还顺带着逼迫大北、大东公司签了一个《渔团保护海线章程》,要求这两家公司每个月掏2000块大洋给川沙、南汇、宝山和县渔团,因为这三个厅是电报水线必经的水域,上面渔船纵横。盛宣怀的意思是可以让这三个厅和渔团代为维护电报线路——其实说白了就是保护费,你给我钱,我就不给你捣乱。大北、大东公司想起丁日昌当年发动老百姓拆电报杆的手段,心里有点发毛,心想还是花钱消灾吧,乖乖认掏了这笔费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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